前言：
如果說「腫瘤科」是最沉重的一門醫學專科也絕不為過，因為腫瘤科醫生每天都接觸與癌魔作戰的病人，也是各專科當中面對死亡最多和最近的。電影中常以主角患上癌症作為淒美的橋段，而癌症在大部分人心目中彷彿是必死無疑般可怕。其實，隨著醫學和科技的進步，「癌症」再也不是絕症（筆者極其量只會稱它為「頑疾」）。究竟，作為每天與頑疾交手的腫瘤科醫生如何看十多年前與現今的癌症治療和發展？我們請來臨床腫瘤科梁廣泉醫生與大家分享。
A：梁廣泉醫生（浸會醫院臨床腫瘤科顧問醫生）
H：Helen Law （筆者）
H：梁醫生，可否與大家分享你選擇「臨床腫瘤科」的原因？
A：在我入職的時候，腫瘤科是比較弱勢的。對癌症患者而言，當時治療的選擇相對較少，治療的技術仍有待改善，甚至其他方面的支援也不足。舉例說，當時治療肺癌和乳癌兩大癌症的藥物只有兩、三種，治癒率偏低，所以有些人會覺得在腫瘤科工作的成功感很低，但我看到的卻是很大的發展和進步空間，於是主動要求加入。
H：近年，癌症治療的方法、技術和藥物都有很大的突破，那正好證實了你的估計。
A：對。整體而言，各種癌症治療的發展都是日新月異。手術方面的進步，從「機械臂輔助」的微創手術可見一斑，這種新技術減低了手術的創傷性，因而縮短了病人住院的天數及復原的時間；放射治療方面，現時有「影像導航」、「立體定位」和「速弧系統」等等，能更精準照射患處，減低對其他正常組織的傷害；藥物方面有副作用較少的化療藥、具針對性的標靶藥以及嶄露頭角的免疫治療推陳出新，病人的治療選擇大大增加。
因為以上種種的進步，使許多癌症逐漸發展為可長期控制的慢性病，這無疑是近年的一大突破。然而，這也衍生了資源的問題。例如，過往肺癌病人的整體存活期只有六至七個月，現時提升至接近三年；乳癌病人活上超過十年的亦大有人在，政府在這方面投放的資源能否趕得上社會的需要？這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H：你如何安排每天繁重的工作？
A：我一般在早上八時開始巡房，然後到日間化療中心看看病人，大約十時開始在腫瘤科診症。晚上一般會接見住院病人的家屬，或向剛做完手術的病人家屬解釋病情，例如疾病的性質和手術後需要做哪些治療。猶記得在我剛轉投浸會醫院時，曾經試過在週日下午收到醫院電話，當時我正身穿T裇和短褲，覺得這樣回醫院見病人不太合適，於是馬上到附近的時裝店買裇衫、西褲、皮帶和鞋，才趕回醫院。自此之後，我長期放一套西裝在辦公室裡，以備不時之需。
H：現時常常聽說「癌症綜合治療」這種新概念，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A：其實這是跨專科概念，因為癌症是全身性疾病，不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其實，在我加入浸會醫院之前，浸會醫院已有每月一次的跨專科匯診，例如「肺癌綜合匯診」，集合了腫瘤科、呼吸科、心胸外科、核子醫學、放射科及病理科醫生，一起討論比較特別的個案，需要時病理科醫生會展示病理報告，核子醫學科醫生會展示病人的正電子掃描等，大家一起討論如何管理病情，對醫生和病人而言均有很大的得著。
除了「肺癌綜合匯診」之外，我們也有「乳癌綜合匯診」，當中有乳腺外科醫生的參與；而在我服務浸會醫院後，更增設了「泌尿科癌症綜合匯診」，同樣會有泌尿外科醫生的參與。
H：除了臨床工作之外，我知道你身兼數個基金會的公職，並且不時參與一些NGO（非牟利慈善機構）的活動，推廣公眾教育。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A：現時，我擔任香港泌尿腫瘤科學會及香港前列腺基金會的司庫，以及香港肝癌及腸胃癌基金會的執行委員，故不定時（大約每月兩次）參與這些團體所舉辦的病人分享會、健康教育講座及其他公益活動，例如較早前香港前列腺基金會為藥物資助計劃舉辦的慈善晚宴，以及香港泌尿腫瘤科學會邀請藝人胡楓先生向公眾宣揚前列腺癌的訊息等等。能在臨床工作以外以另一種形式造福病人，我覺得極有意義。
H：腫瘤科醫生經常面對徘徊生死邊緣的病人，甚至少不免經歷病人離世，心情會否受到影響？正所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當你一次又一次面對這些場景的時候，內心有甚麼感受？
A：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當然，某些情況會覺得特別可惜，例如病人因誤信偏方或所謂的「另類療法」而錯失治療的黃金時間，致令病情每下愈況；本來有很好的治癒機會，最終卻變成藥石無靈，這些個案確實十分可惜。作為醫生，我會盡量保持專業的態度，盡量想方法幫助病人。不過，人非草木，我曾經試過下班後想起某位病人，心情也受到影響，但我會提醒自己，盡量不讓這些情緒影響生活和身邊人。一定要懂得調節自己的心態，才能繼續在這個崗位走下去。
H：有沒有一些難忘的個案可與大家分享？
A：去年底，有一名年僅33歲、受過良好教育的男病人於腮腺確診惡性軟組織腫瘤，他當時因擔心手術後會影響儀容，又錯信坊間經常聽到的謬誤──手術會令癌細胞擴散，因而拖延了兩個月仍未肯接受手術。腮腺惡性軟組織腫瘤是一種罕見但生長速度快的腫瘤，當他最後決定做手術時，腫瘤的體積已大至無法以手術切除的地步，只能以放射治療、化療和標靶藥物治療，惟效果欠佳，最近病情更進一步轉差。這名病人有一位年輕的妻子和兩名年幼的女兒，確實令人非常惋惜。
作為腫瘤科醫生，當病人的情況到了無可挽回之時，我們只能盡量幫助他在僅餘的日子保持生活質素，平衡用藥、副作用以及生存時間是醫生應該做的事。
H：聽來確實很可惜！希望同路人信任醫生，信任正規醫療，把握治療的黃金時間。除此之外，有沒有比較正面的個案可跟大家分享？
A：我有一名50歲左右的女病人，最初症狀不多，身體也沒有太大不適，只有輕微咳嗽，惟求醫後竟發現癌細胞已擴散至兩邊肺、骨骼和腦部，最後經影像掃描及幼針穿刺等檢查，抽絲剝繭，才揪出「元兇」竟是來自左邊乳房的一個 1.3厘米的腫瘤。這名女病人很正面和積極面對疾病，家人對她也百分百支持。她接受荷爾蒙治療至今效果顯著，病情控制得十分理想，現時只需每天服藥，過著與常人無異的生活。
H：如何向病情轉差的病人及其家屬宣佈壞消息？
A：首先，作為醫生，我們不會故意隱瞞或只說「好聽」的說話，因為我們有必要讓病人及家屬了解疾病的本質及當下實際的病情。病人只有對自己的病情有全盤了解，才能消化及明白醫生建議的治療方案，並對治療有合理的期望。當然，我們會盡量避免用太創傷性的字眼。必要時，我們會衡量病人及家屬當時的情緒及其對疾病的認知程度，選擇分階段向他們發放這些訊息，讓他們較容易接受。
H：電視劇經常會出現癌症病人問醫生「我還能活多久」的情節；現實中又會否遇上病人問如此的一個問題？
A：一定有，問這個問題的有時候是病人，有時候是家屬。我會向他們解釋， 存活率中位數只是一個統計數字，有人比中位數活得長，也有人比中位數活得短，參考價值不高，且對治療方向影響不大。中位數即是「平均數」，但腫瘤本身變化多端，有時候病情的變化可以來得十分迅速，例如腫瘤出血，這是始料不及的。因此，我常建議病人，有甚麼事情想做，就當下去做，不要等。
另一方面，病人也無需太悲觀，比方說，現時服食標靶藥的肺癌患者，平均存活期為兩至三年，但亦有不少個案可存活七至八年。
還有一個家屬關心的問題是，如果病人情況不樂觀，身處海外親友該什麼時候趕回來？我的答案是愈早愈好。據我了解，病人彌留之際多數處於神智極不清醒的狀態，甚至已經陷入昏迷，對外界的光線及聲音認知十分模糊，根本不知道摯愛親朋聚集床邊。再者，我們無法預計或控制病人何時進入彌留階段，故倒不如趁病人意識清醒、狀態較佳時多作陪伴和關懷，這樣才更有意義和價值。
H：平日工作最大的滿足感來自甚麼地方？
A：工作上的滿足感一方面來自與病人的關係，病人對醫生的信任和肯定，對我們來說必然是鼓舞。另一方面，當我目睹病人對我的治療效果理想，那種滿足感更是難以言喻。舉例說，最近有位年約四十歲的肺癌病人，他本已在公立醫院專科門診排期，但因為肺積水引起嚴重氣促，連說話也有困難，故先來浸會醫院見我。我在了解他的病情和衡量他的經濟負擔能力後，決定為他處方數天標靶藥。服食標靶藥短短四天，他的肺積水和氣促症狀已大大改善。於是，我根據他在公立醫院預約的日期，再處方一些標靶藥給他，讓他在這段等候的時間可以過得舒服一點。
H：現時你在工作上有甚麼追求？在癌症這個領域，有甚麼是你最期望見到的？
A：我享受在前線直接照顧病人的滿足感。癌症是全身性的疾病，而且不只影響病人，整個家庭都可能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希望能在「身」和「心」兩方面幫助病人及其家屬，走過艱難時刻。我更期望在不久的將來，醫學界對各種癌症的認知和了解愈益加深，癌症能夠達至完全的個人化治療，並成為一種能夠根治的疾病。
總結：
隨著癌症的治療方法和藥物的選擇增加，不少癌症患者都能夠在藥物副作用、生活質素以及存活時間之間作出權衡取捨。患者應與醫生坦誠溝通，積極面對治療。另一邊廂，癌症治療技術和藥物的進步，例如各種針對性標靶藥的誕生，使患者的存活期得以延長；藥物推陳出新既多且快，醫療費用無可避免地相對提高，政府在這方面投放的資源能否趕上社會的需要？這的確是值得關注和正視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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