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狀腺有癌指數嗎?》

甲狀腺_癌指數

如何測出甲狀腺癌

時常有病人問我:有沒有癌指數可以測出甲狀腺癌?

我的回答是: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先說簡單的情況。

甲狀腺癌中有一類叫髓質癌(medullary carcinoma),它是由濾泡旁細胞(parafollicular cells, 又叫C cells) 發生異變而成的。濾泡旁細胞的作用就是當血液中鈣濃度過高時分泌降鈣素(calcitonin),抑制骨質內鈣的溶解、促進鈣鹽沉著,並抑制胃腸道和腎小管吸收鈣離子,從而降低血鈣。癌變的濾泡旁細胞不受腦部控制自由釋放降鈣素,同時亦會製造癌胚抗原(CEA)。

根據美國甲狀腺學會(ATA)的指引,治療前病人的降鈣素越高、手術的範圍和治療方案需要更進取,例如進行預防性的頸淋巴清除手術。降鈣素可以算是髓質癌的一項預後指標、可能協助醫生制定治療方案、評估癌症治療成效,亦可用作監察復發跡象。不過由於髓質癌只佔甲狀腺癌整體個案的 3-5%,醫生不會把降鈣素放入一般癌症篩查的項目之中。

癌胚抗原也可用作診斷髓質癌和追蹤病情,然而其他癌症也有機會令到癌胚抗原上升,包括大腸癌、胃癌、肺癌、卵巢癌和胰臟癌。由此可見癌胚抗原並不獨特於髓質癌,不少醫生在解讀癌胚抗原時往往忽略了甲狀腺癌這個可能性。早些日子遇到一位50多歲來自內地、曾患上直腸癌的病人,她在手術後六年的一次例行檢查時發現癌胚抗原上升,主診醫生幫她安排照大腸鏡和胃鏡,都沒發現問題,她再到其他醫院進行腹部和胸腔電腦掃描,兩院的醫生都認為癌胚抗原上升只是假陽性,可以不用擔心。直至半年後她摸到頸部有大大小小的腫塊,決定去看甲狀腺專科醫生,才確診第三期髓質癌,癌胚抗原已比半年前大幅飆升。

甲狀腺球蛋白高代表患癌嗎?

再談甲狀腺癌最常見的種類:乳頭狀癌(papillary carcinoma)和濾泡狀癌(follicular carcinoma)。

一位中年女士花了很多錢做了一個「非常全面」的身體檢查,當中她的甲狀腺球蛋白 (thyroglobulin /Tg) 指數高,嚇得她跑來找我說自己患了甲狀腺癌要馬上動手術。我苦笑著解釋,甲狀腺球蛋白可不是這樣演繹的,指數高不等如患上甲狀腺癌。

甲狀腺球蛋白是一種由甲狀腺組織分泌的蛋白質,也就是說健康人士去做抽血檢查,必然會驗到有甲狀腺球蛋白。正常生理狀態下,甲狀腺球蛋白水平主要取決於甲狀腺的大小,而甲狀腺球蛋白在很多情形下都會上升,例如甲狀腺炎、甲狀腺良性結節、甲狀腺功能亢進、甲狀腺癌等等。因此,把甲狀腺球蛋白納入常規體檢是沒有臨床意義的。

抽血檢測甲狀腺球蛋白

抽血檢測甲狀腺球蛋白主要是針對已進行全甲狀腺切除手術後的甲狀腺癌病人,用來監察復發跡象。病人若是曾經接受全甲狀腺切除手術,加上同位素碘治療,甲狀腺球蛋白指數會很低甚至測不到。另一方面,乳頭狀癌和濾泡狀癌會產生甲狀腺球蛋白,如果在完成治療後的追蹤過程中,甲狀腺球蛋白的數值變高,則代表有復發或轉移的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檢查 (如頸部超音波和碘131掃描)。對於患上早期癌症只進行了半甲狀腺切除手術的病人來說,由於身體還保留著正常的甲狀腺組織,本身就會分泌甲狀腺球蛋白,因此數值的高低並不能代表癌症復發或轉移。此外,髓質癌和未分化癌不會令甲狀腺球蛋白升高,所以無法使用甲狀腺球蛋白追蹤癌症。

甲狀腺球蛋白升跌的原因

在判讀甲狀腺球蛋白數值的時候,醫生不能只依賴化驗所提供的「正常指數範圍」,因為甲狀腺球蛋白升跌受多項因素影響:

1. 若病人血液存有甲狀腺球蛋白抗體(Anti-Thyroglobulin Antibody, anti-Tg/ ATA),會使甲狀腺球蛋白偏低。即使是癌症復發,甲狀腺球蛋白指數有可能也不會高。醫生可考慮同時抽驗抗體指數。

2. 全甲狀腺切除後病人需要終身服用甲狀腺素(thyroxine),但是甲狀腺素會干擾甲狀腺球蛋白,令指數較低。有醫生會吩咐病人先停服甲狀腺素數星期才抽血,以便更容易解讀報告。但停服甲狀腺素會令病人出現甲狀腺功能低下症狀,亦有可能增加甲狀腺癌復發機會。

3. 同位素碘治療(RAI)可以清除全甲狀腺切除手術後殘餘的少量甲狀腺組織,所以有完成同位素碘治療的病人的甲狀腺球蛋白基本數值會比沒有做碘治療的還要低。

由於演繹甲狀腺球蛋白數值非常複雜,因此不少醫生放棄常規檢驗甲狀腺球蛋白,直接選擇頸部超聲波來監測甲狀腺癌有否復發跡象。事實上抽血檢驗可能出現誤差,醫生一般是看甲狀腺球蛋白數值的趨勢,而非一次定生死,如果持續上升便要特別留意。數字的輕微變動不一定有臨床意義,病人不需要因為指數的些微起伏而過分擔心。

【活動花絮】Brit Pop On The Rock:A Charity Music Session

We are happy to be the beneficiary of the charity music performance: Britpop On The Rock.

Britpop is a UK-based music and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mid-1990s with an emphasis on Britishness.
The producer of the show, Dr Bobbie Lau, wanted to spread positive energy through music and art, and he did just that.

We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participants the event especially Dr Bobbie Lau, the band team, Dr
Patricia Poon, Grace Lau and Elaine Chu.

Because of you, CICF is able to help cancer patients in need to receiv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and 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 to their carers.

Music will never die, and neither will our spirit.

無用|黃曉恩醫生

向患上癌症的病友和家人解釋過治療方案後,很多都會問道:「醫生,這個治療會不會『無用』呢?」將心比己,這實在是一個自然不過的問題。進行治療當然是希望達到療效;就算不能最理想地令腫瘤完全消失,總能把它縮小一點吧?而且治療可能引致或多或少的副作用,白受了又沒有回報,那很不划算。要是真的「無用」,就得趕緊換個方案了!

可是,儘管精準醫療是大趨勢(即按個別病友的病情特徵應用合適的藥物及治療,以提升有效的機會及減低副作用),現實中始終沒有絕對保證,醫生也只能羅列出各項治療成效和副作用的機率數據,以供參考。其實,治療是否有用、值得,對每個人的意義都不一樣:有些病友不求腫瘤縮小消失,只願病情穩定、與癌共存;有些甚至就單是為了可以繼續治療意味著的那一絲希望、精神支柱。再者,治療是否有用有時亦有關堅持──有些起效較慢的藥物例如免疫治療,通常需要幾個月才見效,並非立竿見影;初期療效非但未必顯著,病情更有機會先惡化,但在特定情況下若堅持繼續用藥,便會守得雲開見月明,過早停藥則浪費了一個治療機會。

有位八十歲的婆婆患上晚期肺癌,進行免疫治療。別看她身材嬌小,她可是種田的,而且到這年紀都不言休,不為生計卻為興趣;她寧願在離島獨居,悠然自得,便婉拒子女邀她在治療期間在市區同住。在三個月內接受了四個療程,無論病徵、血液中的癌指數和影像上腫瘤的大小,都暫時沒有明顯起色。另一方面,她體力上仍能應付獨居、到診所的舟車勞頓甚至田務,亦沒有明顯的副作用。所以每個療程前,子女問我治療是否「無用」、應否繼續時,我都鼓勵她堅持。

婆婆這治療結果會否起作用?言之尚早,我亦無法預測得準。至少她現時生活大致如常;更重要的是:我們現正在可行及合理的情況下盡力而為,而且深深體現到家人對婆婆的關懷與情誼,並團結一致面對困難。

至於癌友要決定開始治療時,雖然醫生並不能保證「有用」或「無用」,但若衡量利弊後決定要做,那就懷著希望和信心昂首向前吧!在更闊的層面,例如追尋人生的理想、社會的公義,也別太擔心「有用」或「無用」,但求忠於良知,無愧於心。

當下的妙|黃曉恩醫生

有說:「當對音樂的熱愛到達一個程度,就不會甘於只做聽眾,卻渴望上台演出。」這實在是作為業餘音樂愛好者如我的寫照。上月初,我有機會在一個小型音樂會中彈奏布拉姆斯D小調小提琴奏鳴曲的鋼琴部,頓時身心康泰,舒暢無比!為何現場彈奏帶種魔力,跟平常練習或錄音就是不一樣?

正式演奏的時候,通常是反覆彈奏這首曲子幾百甚至幾千次之中最專注的一次了。不會有來電打斷(至少不是自己的電話那就不用接聽),不需理會突發的工作(都有責任地預先安頓好或請人暫時頂替),更不能任由思想漫遊(什麼靈光意念閃過都必須按下不表);就只聚焦在這一刻、以及隨音樂流轉而來的下一刻、再下一刻……當下的時空全被正在履行歷史任務的音符佔據和充滿。豐富的多組音符交替響出,此起彼落;演奏者手指雖在吃力地勞動,靈魂卻彷彿出竅象外,時間亦慢鏡百倍,令他連每個音由觸及琴鍵產生、在空氣中震盪縈繞、到最終渺然散去,都能一一留意住。尤其演奏場地的樂器和音效都比家裏專業,不但留意音的去留,更欣賞音色,這種超然的經驗實在無可比擬。

演奏時的應急亦是令人上癮地刺激!業餘樂手並不如專業的有眾多演出機會,很可能演出當天才第一次接觸場地及樂器。要在短短的綵排時段摸清琴的脾性,並綜合考慮場地的音效,邊彈邊調整,達至人琴合一,如魚得水,這甚具挑戰性。最有趣的是:正因非專業,我們正式演出時會彈錯音、漏彈整行、起錯調、背錯、翻錯樂譜或目送它隨風飛散、甚至彈錯別的樂曲(就算專業的也會出錯,看今年柴可夫斯基鋼琴決賽)……無奇不有;伴奏的除了面對自己的上述糗事,還要當心獨奏的拍檔出同樣的事。情急智生,事後回顧也會驚訝自己如何能順理成章、神不知鬼不覺地胡混過去。

現場更重要的就是觀眾:有了連繫和溝通的對象,一切演出都變得值得。幸而業餘演出者面對的大多是支持又包容的觀眾──不然他們根本不會出席;專業音樂家的觀眾反而期待甚殷,又有難以取悦的樂評人在其中,不免帶來壓力。熱情的觀眾,令演奏者感到萬千寵愛在一身,放心投入,盡情地表達。

當下的音、當下的事、當下的人、還有當下的盡,就是現場演奏的妙!

蝴蝶|黃曉恩醫生

我是腫瘤科醫生,她是乳癌病人。我卻不是她的醫生:我們兩年前在「恩典同行小組」──瑪麗醫院癌症病友關懷小組裡遇上。這個小組成立於2012年,逢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在瑪麗醫院聚會,讓病友和家人彼此分享支持。醫院的同事如醫護、院牧及義工等都會參與,但與其說我們去鼓勵病友們,倒不如說我們被病友們的生命所啟發。

關於她患的晚期乳癌,我從來不知道病情和治療的細節,反正以我認識的她來說,這個病從來不是重點、從來沒有局限她的人生。年青的她很有活力氣息,愛參加小組,而且跟新舊朋友都很談得來;她性格直率,不會介意提到自己的困難──這時她會轉動一雙大眼睛,一副「天啊,為甚麼又是我」的傻呼呼的表情──但更多時候她會專注地聆聽別人的傾訴,並送上鼓勵和祝福。在聚會時間以外,病友們大夥兒相約吃飯、遊公園,她都常常雀躍地報名。樂觀積極並不足以形容她;由衷而發的喜樂卻感染著身邊的人。她曾這樣寫道:

「患癌後,特別喜愛蝴蝶,因為曾經看過一篇文章,蝴蝶要由毛毛蟲羽化為美麗的蝶前,要靠自己的力量擠過蛹道,讓體液送到翅膀,成為能負擔自身重量乘風飛翔的雙翼。羽化的過程雖痛苦,但沒經歷這過程,牠終生只能在地上笨拙地爬行。人的身體沒蛻變的本能,但心靈擁卻可以。生命經過疾病、挫折、艱難,才會變得更堅壯和美麗!」

她一直都是單獨前來參與小組聚會。有天,哥哥牽著她的手過來。跟她剛剛相反,哥哥看來較內向寡言。我們熱情地邀請他一同參與,他帶點尷尬地謝絕了;把妹妹安頓好便暫時離開。那次她有點不對勁,一味道歉,要我們包容她說話既重複又不清楚。原來腦內有二十多顆腫瘤,影響說話、記憶、平衡,甚至身體各項機能的控制。前天她想逛街,才剛下樓裙子就嘩啦嘩啦全濕透了,要折返家中換衣服。「可是,」她說,「這小麻煩才不會妨礙我,只要做好準備就可以,我一定會如常出門的!」

儘管身體軟弱,她仍盡量親身參與小組。就由哥哥管接送,靜靜的牽來,聚會完了又輕輕把手交給他,讓他牽著走。走時他們很少說什麼,就安靜、蹣跚的走著;走得很遠,有大半年。月中,她放開了哥哥的手。蝴蝶自由了,在藍天翩翩起舞,堅壯、美麗。天上的家鄉,滿滿的平安、喜樂。

港九新界一日遊|黃曉恩醫生

在公營醫療系統工作的臨床醫生大多都是駐診於一間醫院:主要的工作都在這裡進行,只是間中需要到其他醫院看診或開會。但也有一些同事需要整天跑來跑去,例如社區老人評估小組的醫生提供外展服務,到各區大小院舍看望老人家並為他們診症開藥,我亦曾參與其中。雖然性格好靜(懶)的我寧願待在一個地方天昏地暗不斷工作也不愛稍移玉步乘車小休,而且我不懂駕駛又不諳地圖(那些年可未有提供實時路徑指導的電子谷歌地圖),但還好,巧妙而具成本效益的輪值表總會把就近的幾間院舍編在同一天,其他有座駕的同事也會讓我乘順風車。

轉到私家醫療工作後,其中一件需要適應的事情就是病人分散在不同醫院,醫生花在乘車(和堵車)的時間也不少哩!除了私家醫院的駐院同事外,自己開診所的私家醫生通常在幾間私家醫院「掛單」,以便病人選擇在哪裡住院治療醫生都能去:每間私院都各有千秋,有的名氣大,有的地理佳。當我有病人已經在某家醫院住院,而其他病人需要入院時,我都暗暗希望他們聚到同一醫院去;當然結果還是以他們方便和意願為主。所以有次我先要到(大圍站外乘免費穿梭小巴往)沙田仁安、(打的往)九龍塘浸會、(乘港鐵轉海洋公園外免費穿梭小巴往)黃竹坑港怡、(到金鐘站外候穿梭小巴往)半山嘉諾撒,再(走路)去中環診所,是名符其實的港九新界一日遊;日落西山之時回到新界家中,仿如隔世。本來香港是彈丸之地,交通網絡完善便利,只需預先計劃好最順暢的行程路線便能節省時間,誰料竟然出現港鐵全線停駛、多組交通燈失靈的一天,分散多區的病人各自期待著我到達,但我卻只能在途上乾著急,走走趯趯之苦莫過於此。

連醫生都怕舟車勞頓,何況是病人,甚至身體虛弱的腫瘤科病友!雖然我的診所位處中環,但病者住在屯門、大埔等地的大有人在,遇上交通或市況混亂,診症時間地點都須另作安排。談到千里求醫,最令我佩服的並非從黑龍江來看我一次的病人,卻是一位晚期卵巢癌患者,有肝臟、腹膜轉移並腹水肺水,在我診所看病快三年期間,每兩至三個星期從不間斷親身就診;她原來是從家裡出去轉折到深圳再包車到港,後來高鐵開通便改乘高鐵,每次旅程至少大半天。她還輕描淡寫的說,可以在高鐵軟臥歇著,不辛苦。這令動輒埋怨路途遙遠的香港人如我汗顏,亦提醒我們生在醫療垂手可得的地方是多幸福。

輕輕的她走了|黃曉恩醫生

「唉!我快要死了!」她嬌嗔道。

四十出頭的她是我的新病人。一年多前她確診第四期乳癌,轉移到肝臟和骨骼,在公立醫院分別接受荷爾蒙及標靶治療、乳房手術及放射治療,再做化療。本來效果不錯,癌指數節節下降。但好景不常,很快又發現肝功能變差,更可怕的是差得很快;這樣下去不消兩三星期便會突破臨界點,無法逆轉了。病因則未明:她滴酒不沾,各種肝炎病毒檢測都呈陰性,肝臟超音波又沒有發現腫瘤或其他問題……她的醫生於是打算安排入院諮詢肝科,再作打算。

就在等待床位的期間,她跑來看我。其實人還好,並未有明顯不適,大概是第六感讓她隱隱察覺病況嚴重。她愛穿鬆身衣服和裙子,走路時很飄逸;原來她跟丈夫都愛潛水,無怪乎動作自然地輕盈,她的世界裏亦彷彿充滿著朦朧和謐靜。加上她長著娃娃臉,戴著櫻桃小丸子一樣的瀏海短假髮,說話又帶點孩子氣──這時雖然嚷著要死,在旁人看來倒是怎麼都難以相信藏在外表下的有真實的生命威脅吧。

不,身體的病患卻不是最沉重的負擔。她躺到床上讓我仔細地檢查脹大得佔據了大半個肚子的肝臟,又幽幽地說:「我不怕死,我都預備好了……」然後,一顆淚珠滾下面頰。「只是牽掛媽媽和女兒。」她的母親竟然在同時確診晚期卵巢癌需要照顧,另一邊廂女兒才剛上小學;追查之下更發現她和媽媽都帶有家族遺傳性的致癌基因,而女兒則還未接受檢驗。

我替她進一步驗血排除免疫性肝炎等其他原因,又安排正電子掃描──發現全肝臟都廣泛發出活躍的光亮訊號,很可能是癌細胞又再反擊,而且這次滲透全個肝臟,混在正常細胞中間,而非形成一顆顆分別的腫瘤,所以超音波並無發現。

雖然肝功能瀕臨衰竭而化療會負荷肝臟,但是我們別無他法,只能兵行險著,小心翼翼地每週調整化療劑量,希望在療效和副作用中間取個平衡。治療慢慢見效,肝功能幾近正常了;可惜約半年後又再轉壞。正電子掃描這次顯示肝臟回復正常亮度, 而且比以前脹大的程度明顯減少──腫瘤都消滅掉了。本來這是好消息,但我卻沉重地解釋:若是癌細胞逞兇還好,再用抗癌藥物還有把握,現時情況就像颱風肆虐後,餘下的肝臟卻已滿目瘡痍。只能停止化療,希望肝功能自然修復;她亦明白機會渺茫。

從此她沒有再提死,也沒有在我面前流淚。她給我看女兒皮膚上帶了多年、外觀正常不過的一顆小痣的照片,一定要聽我親口肯定那不是皮膚癌。有天晚上我傳短信問候,她說笑,仍未肝昏迷,傳笑咪咪臉紅紅的表情符號過來。第二天,輕輕的她走了。我又想起了她輕輕的來。

腦中的練習|黃曉恩醫生

小時候,敬愛的鋼琴老師大概不忍我因為資質平庸而灰心,對我不厭其煩地循循善誘:令鋼琴技術進步的不二法門就是不斷練習、熟能生巧。她更鼓勵我多在腦中進行練習──運用想像在腦海中模擬練習:雖然沒有外顯的行為,但無論身體動作的控制、手指觸及琴鍵的感覺、從樂器奏出的曲調和音色,甚至練習久了出現的痠軟和汗水,都可以細緻入微、繪形繪聲地體會得到,仿真度甚高,跟真正練習時的感官知覺不相伯仲。由於這樣練習講求專注,有時比實際坐在琴前不停勞動手指數個小時卻又魂遊象外的效果更佳,事半功倍。再者,這種練習不受時地限制而可以隨意進行,方便更靈活彈性地善用忙碌日程表中的空檔,令我幾乎不好意思不做了。所以有時你看我呆呆的若有所思,其實並不是在發白日夢,卻正在腦中進行練習呢!

我不但喜歡在腦中練琴,也會應用在醫生的職業上。雖然我不是外科醫生,不會拿刀替病人動手術,但在腫瘤科除了動腦筋外還是需要動一點手,做一些稍具入侵性的醫療程序,如抽取骨髓活檢、腰椎穿刺和放置胸腔引流管等。多年前還在受訓時,我常常在腦中小心翼翼地模擬這些程序的每個步驟以作溫習:先將確保病人私隱的簾子圍好、解釋清楚簽署同意書、讓病人擺出需要的姿勢並確定下針的位置、消毒雙手、打開消毒了的工具包外層、穿上無菌手套、打開工具包內層、預備好局部麻醉針藥及打點其他工具、消毒病者的皮膚、圍上無菌布(現在多不再用布,而改用即棄型帶有黏貼的防水紙)、下麻醉藥,然後再進行特定的醫療程序(下省多個步驟)……直至熟練到深入潛意識,致能在當值三十六小時後的狀態仍如常穩妥地做好。後來要作示範和指導實習醫生,我都盡量跟他在一旁把要做的步驟敘述一遍,才正式接觸病者。一方面讓實習醫生先熱身,另一方面避免在醫療程序進行期間詳細指導,引起病者焦慮。

只是在腦中練琴和練習進行醫療程序對我來說有一大分別。練琴的想像絕對不能容許出錯:一旦腦中練琴時出了岔子,例如彈錯音、指法打結不順暢等,就像受了咒詛,到真實彈奏時就竟然會照樣發生,所以想也不敢想!至於醫療程序,為謹慎計,以防萬一,卻必須預先計劃好各種情況的應變措施,這則可以透過想像預備好。所以腦中練習時駕馭意念的能力非常重要呢!

醫生掉眼淚|黃曉恩醫生

你別管我骨子裡是樂觀還是悲觀(或許我自己都說不清),反正我喜歡逗人樂,面對我的腫瘤科病人亦然。我明白罹癌絕對不是一件甚麼輕鬆愉快的事而卻恰恰相反,但在認真專業之外,我都希望在合適的時機緩和緊張的氣氛,並鼓勵癌友盡量正常地投入生活。

奇怪的,當醫生嘗試幽默一下時,很多病友都會配合,苦中作樂。有位因化療脫髮後露出漂亮輪廓的外籍病友,繫上頭巾架上墨鏡,還會擺姿勢,酷似荷里活搖滾大明星。

有位雙腳浮腫的病人,當我問他腳部情況如何時,故意答非所問又或語帶雙關地說,它們都很漂亮。

有位腸胃敏感常常虛恭(放屁)的病人,家住離島,船程一小時,說笑地告訴我:她有高招,就是在船上坐近嬰孩,一有異味即向對方誇張地投以怪責的目光。

情況較嚴重而需要住院的病友更需要一些調劑,有個空間鬆口氣。有次我為一位不適合進食並感覺口乾的病友從醫院外運來一支菠蘿味潤唇膏,她愛不釋手,塗上了彷彿口裡充滿甜甜酸酸又潤滑喉嚨的果汁。

有次在母親節帶了一朵鮮花,讓長期住院的年輕人轉送給他媽媽。

有次沒有問准病房護士,突然帶來氣球和派對帽,為晚期病人的四歲孩子在病床邊開生日會。我喜歡花這點小小的心思,自己也會感到欣慰。

當然,除了幽默和欣慰,與病友同行的過程有時也會有眼淚。醫生都見慣風浪,有經驗面對併發症、病情惡化,甚至送別。通常我們都能以專業客觀但富同理心的態度,陪伴病友和家屬經過,儘量不會在他們面前掉眼淚吧──除非我看到他們潸然淚下,那便只有情不自禁受到感染,鼻子一酸,甚至任由那一顆不聽話的淚珠掉落。

有位三十歲出頭的少女與癌魔抗戰,在媽媽和哥哥的陪伴下,三口子很不容易闖過許多難關;最後終於是時候分別了。當我責任上要說明白時,媽媽和哥哥雖有心理準備,仍是按捺不住哭泣,我亦暗地拭淚。

有位伯伯為剛確診癌症的太太預約看我,不料約期未到太太病情急轉直下,住進醫院快要離開。伯伯雖然知道那刻我幫不上忙,仍然選擇按照原定預約單獨赴診,說著說著老淚縱橫,令人心裏不忍。

眼淚,可能是悲慘欲絕的哀號,天命難違的無奈,不能如願的失望……但更多是對一段情的依依不捨。這淚,有種淒美。

這麼近,那麼遠|黃曉恩醫生

她都累得不想動了。

她是遺傳基因BRCA1的攜帶者:這基因在她家族裏一代一代流傳下去,帶有的女仕一生中達八成多機會率罹患乳癌、約五成風險罹患卵巢癌。於是她在十五年前、還只是四十歲的時候確診第一次乳癌,動手術將這邊乳房切除後,還接受了六次化療及五年荷爾蒙治療。才完成,另一邊乳房又長癌,連這邊也要移掉,而且乾脆預防性地把子宮卵巢也一併切除。然後到三年前,肝臟、肺部、骨骼及腦部都發現腫瘤轉移,抽組織診斷為乳癌擴散,從此踏上無間斷長期治療之途:化療、標靶、腦部伽瑪刀、再化療、再換化療、全腦電療……情況時好時壞,反反覆覆。

終於來到這個階段,腫瘤影響肝功能導致器官衰竭。她全身泛黃浮腫,住進私家醫院。遇上新冠疫情肆虐,病房嚴格實施感染控制措施,每天只有一小時多的探病時間,她可以見見先生和一對子女。她都累得不想動了,連打個電話亦倍感吃力,平時只好在床上呆著,不覺昏睡過去,偶爾醒來,又再睡去。

「黃醫生,我快死嗎?」這天她問道。

面對這樣直截了當而且心裏明白的病友,避而不答或蒼白安慰反而徒增焦慮,我嘗試開放地與她傾談。「病情是嚴重的,有機會影響到。你這樣問,是否覺得那一方面辛苦,還是有其他想法?」

「我想回家……家裏有我先生和子女。在這裏,只我一個。」

我一時語塞。她這意願實在是人之常情,合理不過,偏偏那般難以達到。我腦袋飛快轉念:病房經理只能在最後彌留的時間通融讓家人留在床邊、回家沒有氧氣等醫療設備且家人難於照顧、疫情中床位難求故回家後要再入院可不容易、在家離世的安排在疫情中亦不可行……醫生都感到非常無奈。

「明白你的心情。我們先盡量在醫院調理好身體,再找機會回家啦。」我說著,有點心虛。

她大概聽出來了。她沒有再要求,轉而談及先生如何如何愛護照顧她,我小心聽著並一一記在心。

巡房後,我致電先生──為了等著那一個半小時的探病時間,又或萬一病房來電說有什麼緊急的,他整天守在醫院外,這麼近、那麼遠。要是她從窗子望出去能看到先生的身影便好,只是現實並不如童話故事。我仔細地把她的說話一字一句覆述給他聽。他告訴我天未亮時太太曾打電話著他立刻來,說要交代遺囑,且得病房經理同意非探病時間內進;趕到才發現是太太編的,結果被拒諸門外。他又向我描述自己如何照顧她,正像她形容的一樣。

我折返床邊,又把他的說話一字一句覆述給她聽。說不定這些就是他倆最後回憶的一部份?這點小事,是我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