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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私隱權利》(二)

03-01-2024


德國是世界上對保護病人私隱最嚴謹的國家,然而這個堅持卻曾經帶來災難。2015年3月24日,德國之翼(Germanwings)9525航班由西班牙巴塞隆拿飛往德國杜塞爾多夫,途經法國阿爾卑斯省上空時失事墜毀,機上人員共150人當場罹難。航空事故調查發現事發時駕駛艙只有副機長 Andreas Lubitz 在內,是他蓄意墜機自殺! Andreas 是一名嚴重抑鬱症患者,曾有自殺傾向,2009年因病發而中斷了飛行訓練。德國檢察官查明,他一直向航空公司隱瞞病歷,多次撕毀醫生給予的病假紙。因為擔心自己身體每況越下飛行夢將碎,在空難發生當天再次撕毀不適宜上班証明,選擇玉石俱焚,令百多條人命陪葬。

副機長 Andreas Lubitz
副機長 Andreas Lubitz

這件慘案引起全球關注,討論焦點都在於醫生為病人的保密義務(duty of confidentiality)應否有例外、醫生是否有義務警告通知潛在受害人(duty to inform)。假若航空公司早知 Andreas 精神狀況有異而將他停職,不就能夠避免慘劇發生嗎?維護病人私隱與保護全機人員和乘客的安全之間,何者比較重要?

事實上,保護病人私隱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任何違反保密期望的情況都需有法律依據,要嚴格遵守披露資料的原則。如果通報相關的醫療資訊符合病人或公共利益,醫護人員便可合理地披露資料。最簡單易明的情況就是醫生在醫治昏迷病人期間,雖不能取得病人同意,但為了病人的最大利益著想(patient’s best interest),可與家人商討病情𨤳訂治療方案。

那麼,何為「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我們來參考一些真實案例。W 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英國因槍殺了五人和傷害其他人而被判入精神病院。十年後,W的律師要求精神科醫生Dr. Egdell替W撰寫一份精神評核報告以便向法庭申請撤銷無限期醫院令。經評估後,Dr. Egdell 發現W熱衷於槍械以及對社會仍然構成危險,律師決定抽起Dr. Egdell的負面報告和法庭申請。當Dr. Egdell得悉他的評核報告並沒有被納入W的醫院病歷,他決定將報告交予該院的醫務總監。W因而向法院控告Dr. Egdell違反保密責任(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法庭最後裁定Dr. Egdell的披露既符合公眾利益、亦符合其專業守則,因此受到「公共利益」這項免責理據的保障。

Dr. Duncan是一名新西蘭的家庭醫生。他的病人H 是一位巴士司機,曾經做過心臟搭橋手術,他的外科主診醫生已簽署了醫學証明批准H駕駛巴士。但是Dr. Duncan 堅持H的健康狀況不佳、不適宜駕駛,他首先報警要求警察撤銷H的駕駛執照,警方回覆說不可能。於是他向一些巴士乘客透露H的健康狀況,說H可能隨時在駕駛途中心臟病發,甚至叫另一位陌生人發起請願行動要求H不再駕駛。H向醫務委員會作出投訴,Dr. Duncan 被裁定洩露病人私隱有違專業。即使Dr. Duncan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仍然維持原來判決。

大家有否留意到兩個案件的分別?在Egdell案中,法庭曾嚴正地警告醫生不能合法地把報告內容賣給報章,亦不能在學術論文中討論有關資料,除非他有採取適當步驟隱瞞該病人的身份。英國的醫務委員會GMC 給予醫生的指引提到,醫生必須平衡披露病情對病人的影響,以及不披露的話可能危害公眾的風險。前提是該風險必須是具體和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脅。香港醫務委員會的註冊醫生專業守則也列明:在特殊情況下,例如依法律要求披露(受法庭命令、根據公共衛生(疾病控制)法例)或保護病人和他人受到嚴重傷害,醫生可慎重向第三者透露病人私隱。如果醫生有疑慮,醫委會建議醫生先向醫院的倫理委員會、律師或管理專業責任保險的團體咨詢。

說到這裡,如果時光倒流,你是 Andreas 的主診醫生,你又會怎樣做?

案例參考:
1)W v Egdell [1990] 2 WLR 471
2)Duncan v Medical Practitioners Disciplinary Committee [1986] 1 NZLR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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