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肝癌我的一點回憶
那是九年前發生的事了。電話留言箱傳來沙啞的錄音：「對了，還有事找你。」他是我中學的一位學兄，文質彬彬，溫文爾雅。我跟他不算熟稔，但中學畢業後一同參與一個業餘合唱組，接觸多了。他不算開朗，甚至剛認識時有點害羞、有點傻氣，內心倒是純真得很，對待朋友更是難得地忠誠。我們的關係就是那麼簡單，偶爾談談近況，心裏也很踏實。有時我也會肆無忌憚的直接問他一些連他媽也不敢問的問題，例如交了女朋友沒。他留言給我的不久以前，我們才在咖啡室促膝而談——是的，那些年我們都喜歡在咖啡室流連。
他告訴我他患上肝癌。我把檢查報告端詳了一會，並不自覺防護機制從那一刻開始已經自動把他當作我眾多病人的其中一位，拉開距離，避免投入太多感情。是晚期。腫瘤大得不能動手術，連肝動脈栓塞化學治療也做不了。為什麼好端端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會患上癌症？為什麼發現時腫瘤已那麼大？為什麼他只是上腹隱隱發脹，連痛也談不上，就像都市病消化不良？………想來奇怪，這些問題我都直接跳過沒有發問，只是機械式地忙著替他安排醫院門診等事務。
治療肝癌是很棘手的。有一位在大學研究肝癌的醫生同事就曾戲謔，在腫瘤科內專治腸癌的醫生是幸運的，因為有很多化療及標靶治療藥物能有效治療腸癌，不同的組合變化，可讓他們的醫術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像我這位同事專治肝癌的就倒霉了，多年來都是一種標靶藥走天涯，而且效果也不見得特別顯著。我替學兄看病當年，正是該種肝癌標靶藥剛上市之時，雖然價值不菲，也只能破釜沈舟，盡力一試。
他從一開始便很接受自己的病，至少表面上如是。一向隨遇而安的他，在治療上卻嚴肅認真，很有主見，近乎剛愎自用。他並沒有按照我的提議在標靶藥上加上化療以嘗試提升療效，卻同時虔誠地進行一些另類治療。在我來說，至少他肯嘗試那唯一的標靶藥，給西方醫學一個機會，而且態度還是樂觀積極的，所以我也沒有堅持什麼都依我的一套。
那陣子我們在門診會面得頗頻密。只是我們的話題變得很學術性，例如甲胎蛋白能否準確反映病情，各種治療副作用可能出現的機會率，甚至肝癌的臨床試驗及新藥研發。他特別關心新藥的發展，大概因為跟自己有切身關係吧。他又甚少帶同家人來覆診，我想最初他甚至是瞞著父母和姊姊的，後來怎樣告訴了他們我也不清楚。別的我也沒敢多問。治療初期有一些成效，不久病情漸漸惡化。後來住進醫院，走了。
二○一七年四月，終於有第二種靶向藥物通過研究認證，獲美國藥品及食物管理局批准在治療肝癌第二線的情況下使用以延長存活率，是近十年來首次。此外，藥物製造商亦在今年年初宣布再另一種標靶藥通過研究發現與第一線標準治療的療效相若，有待報告正式發表及藥管局審批。除了標靶藥外，免疫療法有望在肝癌發揮療效，正在第二至三期臨床試驗的階段。這些日子，特別想他。
內科腫瘤科專科黃曉恩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