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行醫經歷( 41 ) : 醫療道德：香港 VS 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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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2013

在歐美地區工作過，你會說得出當地與本地的病人，有着很大的分別。

基本醫學知識是其一，

但道德標準的判斷也很特別。

就以末期癌病為例。

歐美病人重視基於科學考証得來的知識，及個人尊嚴。

前者告訴他們，「末期癌病」就是末期，病人總會自然離去的。

後者使「大部份」的病人要求在他們病危時，不許醫護進行搶救、不吊鹽水、不駁呼吸機。

這是醫療道德中，體現「個人自主」（Autonomy）的表現：任何清醒的病人，皆可自行決定接受何種治療。

歐美國家甚至為此早已立法，以法律承認病人在清醒時所訂立的「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

當然，Advance directive 不容許病人定下不合理或不合法的事：例如拒絕止痛藥、或要求「安樂死」 …

（註：不進行搶救並非安樂死 – 前者是服從自然科學；後者是主動結束病人生命，可被控「謀殺」。）

香港的病人呢？

他們有途徑接觸科學知識（如向專科醫生諮詢）。但不少接觸後，並不接受，卻會在餘生中不斷尋找其他方法，企圖改變自然。

因此我有很多病人在臨終前，已經接受了各種千奇百怪的「隱世奇招」 – 這是我在歐美地方，無法見識到的。

我們也擁有充滿「地方色彩」的道德判斷標準。

請恕我帶点過份徧激地說：今天香港醫療的「對」與「錯」，是由傳媒來決定。

「不要放棄 …」、「治癌新希望 …」、「今天癌病有得醫 …」這些煽情標題，充斥各傳媒，彷佛在香港這個地方，癌病總有得醫，是沒有末期的。

也因此，每天在香港各公家病房，醫護們就是不斷「沒靈魂」地進行各無效的治療（吊鹽水、搶救、駁呼吸機）。不止如此，家屬也不斷透過傳媒投訴及質疑，彷彿只要不斷盡力搶救，末期病人是不會死亡的。

香港政府剛在上個月為「應否為Advance directive立法」，發出諮詢文件（Consultation paper）。

這些沒有掌聲、沒有商業價值、沒有嘩眾取寵效果的建議，不會得到傳媒報導及討論。

就讓我們繼續活在這個富有「特式」的醫療世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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