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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醫經歷( 41 ) : 醫療道德: 香港 VS 歐美

01-09-2013

 在歐美地區工作過,你會說得出當地與本地的病人,有着很大的分別。

 

基本醫學知識是其一,

但道德標準的判斷也很特別。

就以末期癌病為例。

歐美病人重視基於科學考証得來的知識,及個人尊嚴。

前者告訴他們,「末期癌病」就是末期,病人總會自然離去的。

後者使「大部份」的病人要求在他們病危時,不許醫護進行搶救、不吊鹽水、不駁呼吸機。

這是醫療道德中,體現「個人自主」(Autonomy)的表現:任何清醒的病人,皆可自行決定接受何種治療。

歐美國家甚至為此早已立法,以法律承認病人在清醒時所訂立的「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

當然,Advance directive 不容許病人定下不合理或不合法的事:例如拒絕止痛藥、或要求「安樂死」 …

(註:不進行搶救並非安樂死 – 前者是服從自然科學;後者是主動結束病人生命,可被控「謀殺」。)

香港的病人呢?

他們有途徑接觸科學知識(如向專科醫生諮詢)。  但不少接觸後,並不接受,卻會在餘生中不斷尋找其他方法,企圖改變自然。

因此我有很多病人在臨終前,已經接受了各種千奇百怪的「隱世奇招」 – 這是我在歐美地方,無法見識到的。

我們也擁有充滿「地方色彩」的道德判斷標準。

請恕我帶点過份徧激地說:今天香港醫療的「對」與「錯」,是由傳媒來決定。

「不要放棄 …」、「治癌新希望 …」、「今天癌病有得醫 …」這些煽情標題,充斥各傳媒,彷佛在香港這個地方,癌病總有得醫,是沒有末期的。

也因此,每天在香港各公家病房,醫護們就是不斷「沒靈魂」地進行各無效的治療(吊鹽水、搶救、駁呼吸機)。  不止如此,家屬也不斷透過傳媒投訴及質疑,彷彿只要不斷盡力搶救,末期病人是不會死亡的。

香港政府剛在上個月為「應否為Advance directive立法」,發出諮詢文件(Consultation paper)。

這些沒有掌聲、沒有商業價值、沒有嘩眾取寵效果的建議,不會得到傳媒報導及討論。

就讓我們繼續活在這個富有「特式」的醫療世代中。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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